“荣誉之歌”——布朗和斯崔勒的故事

军人对荣誉的珍惜和渴望几乎是没有其他职业的人士能够相提并论的。今天我要在这里提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有关“真正荣誉”的故事,它是如此深深打动了我,以至于我根本无法抑制住把它在第一时间介绍给大家的欲望。相信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同道们都有着心中的热血和对男子汉荣誉的无限渴望,那么,希望这个故事对大家会有所启迪……

查理斯·布朗Charles Brown和弗朗茨·斯崔勒Franz Stigler是一对好朋友,他们甚至互相称作兄弟。他们第一次的会面是在58年前的1943年12月20日,当时布朗是美国空军第379轰炸机大队的一名少尉飞行员,那天也是布朗少尉作为一架B17“空中堡垒”式重轰炸机机长所执行的第一次战斗任务。

从前的对手查理斯·布朗(站立者)和弗朗茨·斯崔勒回忆他们在德国上空的第一次会面

美国机群的目标是在Bremen的德国工业设施。在他们进入轰炸航线前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布朗描述道:“……高射炮火非常猛烈。在轰炸航线上飞行到半途时,一个高射炮群的炮弹正好在我们的面前炸开了”。

炮火最起码击中了该分队中的三架轰炸机。带队长机受损非常严重,布朗的飞机位于长机左侧,和长机右侧的那架B17一样受了重伤。布朗和他的副驾驶员一起关闭了损坏的第2、第4号发动机,凭借剩下的那两台勉强飞行。他们的高度和速度都逐渐降低,很快就脱离了编队。

布朗看到了带队长机拖着火焰一头扎向了大地。他当时也已经失去了方向,但无疑这样一架损坏的单机在天空中是一个太过明显的目标,所以他想尽力重新赶上编队。不幸的是前方已经出现了8架德国战斗机,很快就对这个大猎物发起了攻击。

尽管B17已经受了伤,而且防御火力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但它还是显示出了“火刺猬”的本领,甚至还击落了一架(布朗事后回忆可能是两架)战斗机。德机掠过后又转回来,这次还加上了另外7架战斗机,于是给B17造成了巨大的损伤。

机上的乘员里已经有1人死亡、4人受伤,包括右肩被弹片击伤的布朗本人。飞机的氧气系统被打掉了,而且整架飞机也倒转过来,旋转着向地面冲去。“我可能是在飞机坠地前把它改出了螺旋吧。我现在唯一的印象就是我那时在尽力避开那些树木。许多年以后我都做这种恶梦,总是在尽力避开建筑物和树木。我想德国人一定以为这架飞机进入螺旋后准是一头撞到地面上去了”。很显然布朗的这种状态是由于缺氧造成的,他甚至不能回忆起这一切是如何结束的。“你的思想突然又恢复正常了,简直像新生一样”,布朗回忆道。

他一边尽力使飞机恢复一点高度,一边派他的副驾驶和机械师到后面去检查一下飞机和人员情况。就在那时,他往右翼方向看了一眼,发现有一架德国战斗机出现了。那是查理斯·布朗和弗朗茨·斯崔勒的第一次会面。

弗朗茨·斯崔勒,二战期间的德国空军中尉。1943年12月20日时担任空军第27昼间战斗机联队(“非洲联队”,著名王牌马尔塞尤的部队)第2大队第6中队中队长。他是个老兵,早在德国空军正式成立之前就是它的成员了。而且他还来自一个飞行世家,他的父亲是一名一战时的飞行员;而他的兄弟(飞行技巧由他本人训练!)作为飞行员已经在二战中阵亡了。他的飞行经历很独特,包括了17次被击落和1次被俘(但那次他很快利用非洲的环境掩护溜掉了)。当天这位中队长已经击落了2架B17轰炸机,按照当时标准他只要再增加3个胜利点就能达到骑士十字勋章这一德军最高军事荣誉的颁发资格,而击落一架四引擎重轰炸机正好可以获得3点!

当他正在一个临时基地上补充燃油和弹药时,突然布朗的B17轰炸机从一个树丛后面出现,径直掠过了这个临时基地!斯崔勒当机立断,飞身跃上了自己的战机,前去捕捉这个对他来说是如此及时出现的猎物。他很快将布朗的飞机纳入视野,飞行在它500英尺高的上方,想要找一个最佳方法来了结对方(毕竟他只是单机)。“我决定采用最传统的后方攻击法”,斯崔勒回忆道,“所以我来到了那架飞机后上方约200英尺处。我想给对方的尾炮手一个射击机会,等他把机枪抬起来瞄准我后再采取下一步行动。但那挺机枪还是垂向地面”。

那挺机枪始终没有活动过。飞近到20英尺左右的斯崔勒发现了原因,“我看到他的尾炮手平躺在机舱的地板上,周围布满了血污……所以,我没有开火”。他随后飞到了轰炸机的右侧,在驾驶舱里发现了布朗。“我想让他跟着我降落在德国,但打了几个手势都没有反应”,斯崔勒现在推想当时布朗之所以毫无反应,可能跟前面的短暂脑部缺氧有关。“然后,我考虑了一下,决定带他去瑞典(中立国)。因为他的飞机损坏是如此严重,我还没有见到过这个样子飞行在空中的物体呢”。

斯崔勒继续努力使布朗明白他要带这架破飞机去瑞典,他由于在油还没有加满的情况下就起飞了,所以只剩下30分钟来为布朗指引航向了。布朗拒绝了,继续把机头对准英国方向。于是这位德军中队长伴随着严重损坏的B17飞行到了Bf109航程的尽头,“我想,好吧,希望你能成功。接着,我摇动机翼并向他敬了个礼后转身飞回了那个临时基地”。

“当弗朗茨竭力让我投降、让我降落到德国的时候,我的思想中就是不愿接受它。这不是什么骑士精神,也不是什么勇敢行为,这多半应该称为愚蠢。我的大脑不能按照正常的逻辑去思考。但随后他的选择只剩下了射击并杀死我们或者设法带领我们去瑞典”。

查理斯·布朗驾驶着严重损坏的B17勉强在250英尺高的低空飞过了北海。许多年以后,当布朗再次遇见斯崔勒的时候,他告诉这位对手:如果当时两人能用语言交流,而斯崔勒给出他的最后通牒——降落德国、去瑞典或走向死亡的话,“那么无论如何我今天都会说点瑞典语了”。

但事实上布朗和他的机组成员们成功了。“我们非常幸运,刚到海岸就遇见了两架P47战斗机。他们飞下来为我们带路(当然为了能够赶上他们,我们的飞机尽了全力),直到右下方出现一条跑道后才拉起来进行绕圈飞行”。感谢这两架P47的努力,布朗及时进行了紧急着陆,使机上的伤员们成功获救。

不久后,一位上校登机要求布朗少尉跟他一起走一段。他问布朗为什么要尝试把这样一架严重破损的飞机带回来,他可以按照条例下令弃机啊。布朗回答道:“长官,我的机上有一名死者和三名伤员不能跳伞。另外,我不知道我的机尾已经被打掉了!”

上校回答道:“少尉,鉴于你的英勇行为,我将推荐你获得国家的最高荣誉”。尽管那时布朗还没完全从疲劳和震惊中恢复,他也知道上校指的是美国最高军事荣誉——国会荣誉勋章。离开飞机后,布朗来到了情报官员处作简要汇报。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告诉了他那个看起来像发疯的德国佬放过了我们,尽管有15个家伙在此之前想尽力送我们去见上帝”。两个小时以后,布朗得知他的汇报已经被定为机密级。不久以后,他又获知所有关于他的机组成员参与这次行动甚至连伤亡报告的有关情况均被定为机密级,40年内不准泄露。而关于推荐国会荣誉勋章的事情也再也没有人提起。

另一方面,弗朗茨·斯崔勒在向布朗和他的机组敬完礼后,离开了这架摇摇欲坠的飞机,回到了临时基地加油,以便尽快赶回自己的主基地。“我的女朋友在那儿等我,我们有个约会”,弗朗茨回忆道。但他不够走运,他的飞机在前面的空战中挨了一枪,子弹还卡在散热器里,他得呆在这儿直到散热器更换完毕为止。

斯崔勒没有向任何人谈起过那天所发生的事情。当现在有人问起原因时,他给出了一个简单明了的答复:“我会被送上军事法庭。”这位老兄在过去的日子里已经有过几次受到处分的事例了。一次很有趣的经历是在地中海战区时,他以及他所在中队的Bf109奉命护送一队斯图卡执行反舰任务。而某个指挥部的白痴决定担任护航任务的Bf109也要带上250公斤炸弹,当斯图卡进行俯冲攻击时,战斗机要贴近水面对敌舰进行跳弹攻击。“所以,当斯图卡开始俯冲时,我们也跟着冲了下去。我们迅速超过了俯冲轰炸机编队,因为我们的速度几乎是它们的两倍!它们的目标是军舰的甲板,而我们则要将炸弹投向敌舰的侧方。我在接近敌舰时投下了炸弹并从它头上一跃而过,就象预想的一样。当我向左侧望去时,突然发现就在翼尖外侧一点的地方,一枚炸弹正在跟我编队飞行!”很显然,弗朗茨投弹后,炸弹果然从水面上弹起,但不是击中军舰的侧舷,而是跟他的飞机一起飞跃了军舰,在左侧与它形成了编队。这时他已经顾不上飞越军舰后必须低空飞行的原计划,迅速爬高以脱离与那枚炸弹组成的编队,并祈祷它快些入水。

“我想我一定杀死了很多鱼”,斯崔勒笑道。他和他的Bf109先后在非洲、意大利、中欧和西欧上空出动过487次,击落了28架敌机,自己4次受伤。他的最后16次战斗出动是在Me262喷气式战斗机上,当时他担任阿道夫·加兰德将军领导的JV44“专家中队”的技术官,是世界上最早的喷气式飞机驾驶员之一,但也是那个光辉灿烂的团体中为数不多的未获得过骑士十字勋章的尖子飞行员。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在慕尼黑。

查理斯·布朗在1944年4月中旬以后主要在英国从事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渡运”(将新出厂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交付到使用部队手里)工作,直到1944年8月中旬。

“回家”这句话对于不同的人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乘在船上,看着自由女神像出现……你们都看过这种电影。相信我,好莱坞永远也表达不出一个真正经历过战斗的人回到故乡、看见自由女神像时的感受”,布朗描述道。1949年8月,查理斯·布朗毕业于西弗吉尼亚大学,10月被新成立不久的美国空军再次征召入伍。1950年初他成为了战术空军的一名军官。

在1949-1965年间,查理斯·布朗先后在美国空军司令部、驻欧美国空军司令部、战术空军指挥部、空军部、英国皇家空军指挥部(英国伦敦)、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中担任过参谋。1955年他还获得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1965年他以中校军衔提前退休,接受了美国援外组织的高级专员一职。他随后在南亚地区负责美国援外工作的视察与监督。

1972年中,在为政府工作了30年以后(包括15年的海外工作),布朗正式退休了。他们全家来到了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布朗还找到了一份能源和环保方面的研究工作,将自己训练成了一个氧化及燃烧方面的科研专家。25年以后,他成为了CBE公司能源和环境研究中心的首席执行官,同时还是一个科学家和发明家。

弗朗茨·斯崔勒则回到了一个几乎已经被摧毁殆尽的国家,政府官员们没有经验,许多都是不合格的人选。大半个德国荒芜一片,一小部分没有损坏的地区则没有任何公共服务设施、公用动力供应,只有量极少的食物提供。很多人都把这归咎于战争和军队。

斯崔勒不久以前还是一名部队指挥官、有经验的战斗机飞行员, 对价值几百万马克的装备负责,现在也只能加入了街头领救济的长队。当他一次为找工作而走进一家办公室领取一些表格时,那个坐在写字台后面的职员指责他是一个该死的纳粹军官。“我说,听着,我的脑袋上有个窟窿,别惹我发火”,弗朗茨指的是他在战时脑部受的枪伤。但那个家伙继续口出污言秽语,直到弗朗茨从台子上方抓住了他的领口,在下巴上给了他一拳才算了事。

弗朗茨·斯崔勒是一名德国空军军官而不是一个纳粹!警察赶到后,他拿出了一张医院的证明。该证明指出弗朗茨由于战时头部所负的重伤而造成他对平常的有些举动不能完全负责。那些警察几乎都是以前的军人,他们对弗朗茨眨了眨眼以后决定对这起事件无能为力,接着就离开了。

不知是否是那一拳起了作用,斯崔勒在那之后很快接到了一封信,为他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一位前王牌飞行员的第一份战后工作竟然是砖瓦厂的辅助工!“那就是我们回到家乡后得到的”,斯崔勒回忆道。官僚们在战争中只起了很小的、或者是根本没有起作用,然而他们却责备那些为德国而战的子弟们。特别是像他这样的飞行员,为了保护家乡以及这些官僚而在德国的天空中奋勇作战,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德国空军二战时的28000名战斗机飞行员中,能够平安无事渡过战争的只有1100到1300人!在战后的德国生活了8年以后,弗朗茨·斯崔勒在1953年移居加拿大并且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商人。

“你是如何想起要寻找弗朗茨·斯崔勒的?”如果你向布朗中校提出这个问题,他会告诉你一个很长的故事,大概如下:

布朗中校所在的43-D级飞行训练班是航空史上最大的一个训练班。1943年4月,5293名飞行员接过了飞翼证章,成为了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正式飞行员。1986年,空军飞行员协会在拉斯维加斯组织了一个“鹰之聚会”,邀请了全世界的前美国空军飞行员。43-D级的幸存者们作为一个集体来参加聚会,包括了三位美国国会荣誉勋章获得者。大家聚在一起时不免谈起往事,互相交流着趣闻。乔·杰克逊上校Joe Jackson,一位在越南获得国会荣誉勋章的老飞行员问起布朗在作为轰炸机飞行员的时候有没有遇见过有趣的事。布朗思索了一下,依稀记起了40年前的往事。

他决定把故事描述的更有趣些,于是他如此回答了杰克逊上校:“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德国飞行员向我敬礼来着。”被他们所听到的事吓了一跳后,这个桌子上的人都大笑起来。“那时我真的有些疑惑,这是真实的还是我脑海中的杜撰?”布朗如此回忆道。

他决定弄弄清楚,于是开始向他人讲述这个故事。第一个听众是他的妻子,她表示从没有听他说起过。第二个是一位墨西哥上校、总统专机的驾驶员。他说他认为这个故事比起所有他以前听说过的英雄故事来都毫不逊色,并且鼓励他去搞清楚真相。布朗中校决定去追逐他那可能纯属虚构的记忆。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国的战时档案被牢牢密封着,等到解密的时候已经毫无价值。布朗向西德空军的历史学家求助。当然斯崔勒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过这件事情,所以布朗还是一无所获。最后著名的前德国空军战斗机部队总监阿道夫·加兰德将军提供了帮助(他实际上是弗朗茨·斯崔勒的上司/朋友,但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他干的),布朗中校写的一封公开信在德国战斗机飞行员协会的通讯杂志上发表了。

这是一本提供给所有以前和现役的德国战斗机飞行员的杂志。出于感情上的原因,编辑并不想让一名前美国轰炸机飞行员的信件出现在这本刊物上。最后布朗得知加兰德、这位受到全世界飞行员尊敬的老牌尖子亲自与编辑作了交谈。2到3个月后,他等待的回复来到了……

一天他接到了一份来自加拿大的信件,觉得这一定是寄错了。“于是我打开了这封信,而信上说‘我就是那个人 ’!”布朗回忆道。在等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之后,布朗简直不敢相信那是真的。根据信上的地址,他给加拿大Vancouver的接线员打了个电话,获悉只有一位斯崔勒先生在电话簿上。他立即拨通了电话,找到了弗朗茨·斯崔勒,而他在电话里又一次说道:“我就是那个人!”“我怎么相信呢?”布朗回答道。于是斯崔勒开始描述起那次相遇时布朗飞机上的涂装、标记,以及损坏的部位等一些细节,还有飞机高度、速度、航向等情况,完全符合布朗凭仅有的记忆写下的资料。

在两人面对面会谈前还有3-4个月的时间,直到查理斯·布朗飞到了西雅图,准备在40多年后再一次与弗朗茨·斯崔勒会面。布朗中校在会见前准备了一件礼物,那是一幅凭借他的记忆而作的、描绘当时双方飞机外形的油画。油画的作者鲍勃·哈佩Bob Harper是一名二战时的美军情报官员,事实上当布朗少尉在1943年12月20日降落时他还帮着从B17上抬出伤亡人员呢!

这是另一次航空画展,左起:布朗、斯崔勒以及图画的作者。右面的图画上从上到下分别是布朗的B17座机、斯崔勒的Bf109G座机以及后来的Me262座机

布朗要求旅馆的接待帮他个忙,当斯崔勒先生到达的时候这样说:“这不是著名的德国飞行员弗朗茨·斯崔勒先生吗!能否在这幅画上签个名?”然后把哈佩的作品递过去请他签字。旅馆接待同意了。

“我到了旅馆,告诉了接待我的姓名,但他突然拿出了一幅画让我签字!” 斯崔勒笑着说。当时布朗中校和他的夫人正在大厅三楼的楼座上看着这个场景,他们也不禁笑出声来。斯崔勒夫人回忆道她和布朗夫人站在一旁,看着这两位当年的武士将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她告诉布朗夫人:“感谢上帝他们终于站在一起了!你能想象弗朗茨担心了40多年,担心那些机组成员们能否平安着陆,考虑当时他是否做了正确的事情,以他十分看重的骑士十字勋章换来的这一切是否值得。而最终他终于看到了面前站着一位真正的科学家!”

“这一切真的值得吗?”有人向斯崔勒提出这个问题。“要是那个时候我就像现在这样认识了他,说不定我会开火的”,斯崔勒开着玩笑。他们开始了第二次会面,第一次是在空中,在40多年前的德国,而那个故事将成为一段新友谊的开始。

斯崔勒先生并没有拯救布朗中校的生命,他只是放弃了夺走他的机会。出于同情心的怜悯成为了伟大的英勇行为,与布朗中校固执地不愿意投降或是飞往瑞典加在一起,拯救了他以及他机组成员的生命。当你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弗朗茨·斯崔勒刚做完了一次外科脊椎手术,即将庆祝他的85岁生日。

这个故事结束了。一个德国人放弃了到手的骑士十字勋章;一个美国人选择了说出真相,即使这样会影响到获得那令人羡慕的国会荣誉勋章。是他们两个人不重视荣誉吗?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胸口的勋章固然证明勇敢,但他们即使没有这个装饰也足以自豪吧!

左为美国最高军事荣誉——国会荣誉勋章,右为德国最高军事荣誉——骑士十字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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